大陆新儒家“四少”能否接棒“四老”?

以批判儒学为己任的中国内地著名“老左派”的代表性人物方克立，最近忧心忡忡地指出：“值得重视的是，大陆新儒家的第二梯队已隐然呈现，这场斗争将不是短时期的，按照康晓光的估计，决战将发生在今后20年到50年内，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方克立所言的“大陆新儒家”这个“第二梯队”都有谁呢？“第一梯队”又有哪些人呢？


    本来，儒家自五四以来，在一浪一浪的全盘西化声浪中日益式微。尽管在民国时期，有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马一浮、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新儒家”为儒学的再续和复兴殚精竭虑，保持了儒家精神的薪火相传。可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儒家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留在大陆的“新儒家”几乎全军覆没。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走海外的“新儒家”，尤其以香港新亚书院为代表，其守护中国文化的苦心、精神和意志，如孤岛寒花，在风雨飘摇中寂寂开放，零落结果。或许，真是应了孔子的那句话“天不丧斯文”，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海外新儒家的思想成果开始“反哺”大陆，直接催生了“大陆新儒家”群体。


    这个“大陆新儒家”群体，便以蒋庆、陈明、盛洪、康晓光为代表。这个群体的平均年龄并不老，都是1950－1960年代生人，都是文革刚结束后上的大学。相应于1970年代隐然崛起的一代，我们姑妄称之为“四老”吧。


    蒋庆，是中国内地最为著名的民间书院阳明精舍的山长。蒋庆以“政治儒学”闻名，并以“公羊学”传人自居。他不仅最早在大陆打出复兴儒学的旗帜，而且以坚定的“复古”姿态，鼓吹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激烈批评西方文化。而且，他坚决走民间路线，坚信“道在民间”。2004年，他邀请几位同道在阳明精舍举办了一次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的会讲，被人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峰会”，反对者也惊呼大陆新儒家开始“浮出水面”。同年，因为蒋庆主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的出版，引发了一场“读经大讨论”。次年，因为其鼓吹“重建儒教”，又引发了一场“儒教大讨论”。蒋庆可谓“大陆新儒家”中的“义理派”代表。


    陈明，是中国内地最为著名的民间儒学刊物《原道》的主编。陈明在1994年开始办刊，为“文化保守主义”正名，为儒学疾呼，强调儒学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文化功能，疾言厉色地奉告国人，儒学在今天完全可以发挥政治重建、文化认同、身心安顿的作用。陈明非常重视利用网络和传媒的作用，他所主办的儒学联合论坛网站和《儒家邮报》，成为大陆新儒家的一个重要窗口。2004年陈明在北京举办有自由派、保守派、新左派众多学者共同出席的《原道》十周年学术会议，引发各界关注。次年，他又组建成立了大陆首个“儒教研究中心”，又引发激烈争论。而且，陈明坚持在统一台湾问题上的强硬姿态，并因为支持拍摄电视机《施琅大将军》引发了一场大争论，“自由派”将陈明斥之为“民族主义分子”，汉种族主义者将之斥之为“汉奸”，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竟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颇耐人寻味。陈明可谓“大陆新儒家”中的“文化派”代表。


    盛洪，是中国内地第一家也最具声誉的民间经济研究机构天则研究所的所长。盛洪本以经济学家成名，但却服膺儒学，鼓吹“天下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曾经出版《为天下开太平》一书，并和蒋庆有一个对话集，名之曰《以善致善》。其《寻求中华民族的制度创新》一文，引来同道的一片喝彩。盛洪的《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一文，对先秦思想家的一些精彩论述极为肯定和自豪，因而被人称之为“儒派经济学家”。盛洪在思想界极为活跃，也频频在公共话题上发言，颇具社会影响力，可谓“大陆新儒家”中的“事功派”代表。


    康晓光，是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是知名的贫困研究学者和扶贫社会人士。据报刊的《没有人幸免于罪》报道介绍，当年震惊全国的成都幼女李思怡活活饿死事件发生后，康晓光久久难以释怀，以一个学者究根问底的精神，专门赴成都实地调查，泣血写出《起诉》，自费印制了3000册，送给他觉得“可以救药”的人。当然，让康晓光处于思想漩涡的不是扶贫活动，也不是社会责任的但当，而是他所写的每一篇都极具震撼力的文章，如《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再论“行政吸纳政治”》、《中国：九十代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论合作主义国家》、《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中国特殊论：对中国25年改革经验的反思》等政论文章。其发表的著名演讲《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则集中阐述了他的基本观点。康晓光的思想极具现实针对性，令读者惊心，被批评者称之为“专 制制度的辩护士”，支持者则赞之为“理性之光”。康晓光可谓“大陆新儒家”中的“策论派”代表。


    当然，如有人指出，以蒋庆、陈明、盛洪、康晓光仅仅四个作为大陆新儒学的代表恐怕不够全面。“一个大约能被人接受的说法认为，大陆的儒学研究已经超越了港台和海外，以陈来、郭齐勇、陈少明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儒学研究者，无论是从研究的层次还是问题的开掘上，都有一些突破性的成果。而更应被人关注的是，一些儒学研究者开始摆脱仅仅将儒学作为哲学的一部分的做法，而是放在更为跨学科和以现实问题为出发点的研究中，比如法学领域中的梁治平、朱苏力、冯象，做伦理学的何怀宏等人。刘小枫和甘阳等人的一些作品也很有启发性。我自己关注的还有盛洪和赵汀阳对于‘天下问题’的关注，他们是站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对古代中国的“天下观点”做了一种新的转化性的思考，认为儒家天下观对于不同文明、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对于理解当下严峻的国际间关系，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有很大的意义。”


    我也同意上述看法。但不管怎样，蒋庆、陈明、盛洪、康晓光四人权可当作“大陆新儒家”的代表，这应该没有什么异议。但问题是，在儒学日益复苏的今天，其是否后继有人呢？


    根据在下有限的阅读和观察，我认为“大陆新儒家”新一代已经隐约浮现，并以王达三、柯小刚、杨立华、唐文明为代表，可谓“四少”。


    “四少”中风头最健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的王达三博士。王达三不但担任过儒学联合论坛的总版主，而且创办了中国儒教网和木铎论坛，在公共话题中频频发言，已经代表性的“意见领袖”。王达三在2006发起了两个倡议书，一个是建议政府把教师节改在孔子诞辰日，这个倡议书得到了各界各派众多学者的连署支持，另一个是呼吁中国人不要过西方耶诞节，这俱使得举国哗然，海外侧目。


    柯小刚，同济大学哲学系的副教授，著有《海德格尔与黑格尔时间思想比较研究》。柯小刚虽然主要从事德国古典哲学、德国诗学以及现象学与解释学等领域的研究，但却自居为儒生，立志弘扬儒家文化。他主办有学术性组织道里书院，主编经典书写丛书。


    杨立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副教授，著有《宋明思想史论》。当然，他也具有强烈护持儒家文化的意识。在今年发生的李零《丧家狗》争论中，杨立华有理有据，义正词严，使得李零极为难堪。


    唐文明，是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著有《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性问题》。唐文明学贯中西，立足儒家，强调儒家必须依照自身内在的超越精神，回应现代性之挑战，儒家思想必须成为宗教才会有影响力。

    王达三、柯小刚、杨立华、唐文明“四少”的共同特点是，都是1970年代生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在思想学术领域的佼佼者，虽然目前略有小成，但都未成型。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他们都以儒生自居。相比较前辈而言，他们所处的环境更为宽松，起点也更高，如果没有其它变故，相信会成为“大陆新儒家”第二代的代表。时代给予了他们机会，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辜负时代？